蒋莱和沈洋。（图/受访者）

研究的过程中，两位女学者也分别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：蒋莱最终没有选择再生二胎，而此前未婚未育的沈洋，如今已经是两个女儿的妈妈。她们希望以自己作为方法，结合研究结果与个人经历，打破女性生育的“黑箱”，为所有纠结“生或不生”的女性，提供经验、支持和信心。

以下根据蒋莱和沈洋的讲述及书稿内容整理。

生不生？生几个？

和今天年轻女孩中蔓延恐婚恐育思潮不同，我们的研究对象——生活在中国社会的70后、80后女性，很少会纠结“生不生”的问题。

尤其是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，十几年前的主流说法是，“早点生好呀，恢复得快，父母也还年轻，能帮忙带孩子，生完一胎再拼工作，就没有后顾之忧了”。

2013年之后，随着二孩政策逐步放开，高学历、体制内就业的育龄女性中，有一些人选择生育二孩。相比生育一孩的理由，我们发现，生育二孩的决定，更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，因为会涉及到夫妻之间以及两代人之间的协商。

（图/《凡人歌》）

有学者在上海做了定量的问卷调研，发现上海的二孩家庭以高学历、高收入的家庭为主。考虑到上海近些年飙升的房价和高昂的教育成本，我们对这一结果并不意外。

我们接触到的都市二孩妈妈，大多是公务员、医生、大学老师、国企员工，她们的共同点是学历在本科以上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经济实力在当地至少属于中产阶层，大多数受访家庭在上海都有两套房，至少一半家庭有学区房。

踏在房价高点买房的沈洋老师，有时候也会暗自羡慕一些生于70末80初的被访者，她们毕业和初入职场时赶上中国GDP的高增长年代，在住房收入比值尚合理的阶段踏准了买房节点，甚至在不限购的年代买了多套房，完成了很多90后、00后无法企及的资产积累，可以说是为生育决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沈洋。（ 图/受访者）

不少被访者生二胎的主要原因是害怕“失独”。还有一个被频繁提及的理由是，“两个孩子好作伴”。父母百年之后，手足之间能互相扶持，互相依靠——这也是沈洋老师生二胎的最大动力。

至于“养儿防老”的说法，在这一代父母中已经很少听到了。如今坊间的流行表达是“孩子是指望不上的”，我们也觉得自己老了肯定会去住养老院。

经济能力以外，来自父母的抚育支持也是这批女性生育二孩的一个重要条件。

父母的帮助不光降低了她们的家务以及育儿成本，也保证了她们可以全职工作。因此，一些人在生二孩前会和母亲商量讨论，在得到母亲的支持后，才会着手实施。

《凡人歌》二胎妈妈沈琳。（图/《凡人歌》）

随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放开，三孩妈妈也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。除了意外怀孕、二胎是双胞胎这种相对偶然的原因，“追男孩”的观念可能是大部分人生育三孩的主因。

我们在书中记录过一个江西妈妈张乐的故事。张乐21岁就怀了一胎，此后在五年内生了三个孩子，头两胎都是女孩，老三终于成功“追”到儿子。张乐告诉我们，她其实并不算很喜欢孩子，但是受传统观念影响，她觉得生男孩是她必须完成的任务，如果第一胎是儿子，她可能老二都不会生，但老三若是女儿，她还会再生。

过去十几年间，中国女性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，更年轻的90后、00后女性生育意愿在下降。

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，随着2015年之后女性主义思潮的传播，以及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上升，越来越多女性开始意识到社会性别不平等，同时也会开始更多地考虑生育对身体的损伤，对事业的影响。

经济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不过在一线城市更明显，广大三四线城市的养育成本没有那么高。另外，基于对未婚青年的研究，我们发现，年轻人在考虑生育成本时，也会考虑到结婚需要面对的买房等经济压力。在中国，婚育是强绑定的，选择进入婚姻的人，会很自然地想到生育，如果坚定地不想生孩子，可能也不会选择结婚了。

养育难题和母职惩罚

基于学术上的好奇以及2016年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，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都市二孩妈妈这一群体，想知道生育二孩这一决定如何影响了她们的生活、家庭关系以及职业发展。

今天的多孩养育方式，早已不再是“多生一个，多添双筷子”这么简单。几乎每个受访妈妈都表示，生育二孩后，自己在时间、金钱和精力上的投入远远不止翻倍，而是翻了很多倍。与此同时，许多丈夫的变化却没有太大，为家庭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和一孩时差不多。

我们采访过一个叫陈菁蓉的二孩妈妈，她在上海的市政机关上班，丈夫经营一家运动培训公司，成天忙工作。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都是陈菁蓉在操办，大到买房决策，小到衣食住行，孩子们入托入学、与老师打交道、送孩子上兴趣班、周末带孩子们出去玩等等，基本都是她在操心，而丈夫的参与度很低。

（图/《玫瑰的故事》）

我们问陈菁蓉，丈夫平时在家做什么家务？她说，因为她每天要早起做饭，必须早睡，所以晚上洗好衣服后，晚睡的丈夫会负责晾。由此延伸出的事实是，夫妇俩作息不同，长期分房分床，早已没有性生活了。

在我们的访谈中，“夫妻之间没有二人世界”是二胎家庭的常见现象。繁重的育儿工作会让部分夫妻的关系质量下降，但同时，离婚也变得更难了。

陈菁蓉虽然对丈夫有很多吐槽，但她也认为，两人现在是“无限责任合伙公司”，不可能拆伙，如果只有一个孩子，两人过不下去还有分开的可能，二孩则让离婚这个选项彻底不存在了。

二宝满三岁后，分身乏术的陈菁蓉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选择把孩子送进全托幼儿园，一周回家一次。菁蓉说，每周一早上送二宝去幼儿园时，都是一番涕泪交加的大战，孩子会竭尽所能地表达对于住在幼儿园的抗拒，边哭边念叨，“妈妈我怕黑”、“想吃妈妈做的饭”、“晚上想妈妈”，听得菁蓉也特别难受，经常送完孩子后，要在车里哭一场才能上班。

我们的受访者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全部都（或曾经）是职业女性，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，确实经久不息地考验着每一位母亲。

有妈妈在采访中表达，生完孩子，她在职场上备受压力，领导认为她年纪轻轻就当妈，耽误工作，很不高兴——这也是蒋莱老师自己当年的经历，生娃的时候，正值在单位被当做骨干使用、需要挑担子的年龄，想陪伴孩子，工作就会受影响，忙工作，又觉得亏欠孩子。

（图/《玫瑰的故事》）

学术界有个词叫“母职惩罚”，指的是女性由于生育，面临事业中断、收入下降的情况。

我们之前写过一篇英文论文，发布在SSCI一区，归纳了生育二孩的女性受访者的四种职业发展类型，分别为上升、中断、停滞和回弹（中断后再恢复或上升），其中职业上升的人只占到四分之一，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了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，更多的女性则面临着职业停滞和下降。

二孩妈妈沈琳艰难的重返职场之路。（图/《凡人歌》）

书中，女医生苏晓洁的故事很典型。为了有更多时间照顾两个孩子，她先是从上海某三甲医院跳槽去了外企，后来又从外企辞职，如今在社区医院工作，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，但上下班特别规律，不加班，不出差，每天能按时接女儿放学。

而晓洁的丈夫，也是她研究生时期的同班同学，却因为能够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在事业上（比如在第一个孩子三岁时出国访学），走上了开挂之旅，从住院医师起步，后来评上主任医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，如今已经是业界有名的学科专家了。

明明是起点相同的一对夫妇，职场之路却渐行渐远。不过，晓洁表示，她很满意现在的工作状态，她觉得自己不属于事业心特别强的那种学霸，所以没什么可惜的。有意思的一点是，虽然丈夫的收入足以负担家庭开支，晓洁也从未想过做全职妈妈，因为她担心跟丈夫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。

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另一个现实，那就是中国城市70后、80后的成长环境中没有全职妈妈文化，“女性应当有一份工作”的思想仍然深入人心，社会期待母亲能兼顾工作和家庭。我们接触过的几位全职妈妈都表示，没有感知到任何社会力量和因素对她们的支持或鼓励，因此，大多数女性仍需要艰难地在工作和家庭中找寻平衡。

全职妈妈顾佳。（图/《三十而已》）

我们也注意到，接受访谈的妈妈们多数来自城市中产和富裕阶层，拥有高学历和房产，很遗憾未能展现更多普通母亲的境遇。不过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成为妈妈、履行母职对我们笔下的女性来说都如此不易，这意味着，更多不具备这些“优势”的女性，她们面临的生命之重是何等严峻。

让母亲的困境被看见

当然，生养孩子的过程不全是辛劳，也有幸福的时刻。

很多生了二孩的妈妈都说，二孩普遍比一孩好带，会让母亲的体验好很多，因为二孩天生会努力地争取关注，会察言观色，能讨好妈妈，哄妈妈开心。

大部分人还是不后悔生孩子。少数觉得后悔，或是生养体验一般的妈妈，主要是对丈夫的表现不满意，认为丈夫参与度低，没有承担起父亲这个角色应尽的责任。

虽然目前中国男性的育儿参与度普遍偏低，但我们也留意到，年轻的爸爸们在缓慢地发生变化。做调研的这七年间，有些家庭我们访谈了三四次，发现没离婚的夫妻，总体还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

（图/pexels）

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85后建筑师夫妇，两人是大学同学，名校毕业，因为爱打游戏结缘。结婚生孩子后，妻子迅速进入了当妈妈的状态，但丈夫和大学时期没什么不同，一有空就在家打游戏，一天打七八个小时，什么家务都不会做，养育孩子完全依托妻子娘家的支持。

后来，在妻子的要求、倒逼之下（甚至已经请律师准备协议离婚了），慢慢地，这位丈夫也有所改变，现在比之前顾家多了，还会给妻子小孩做烘焙。

这个丈夫体现出的问题在于，这一代男性受到的教育，就是读书的时候好好学习，工作了以后努力赚钱，男性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家庭里的参与和付出很重要。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依然是，男性要成功，要前呼后拥，要身居高位，要掌握权力，一个在家务、育儿方面付出很多的丈夫形象很少得到宣传。

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社会的力量必不可少。整个社会要建立“爸爸带孩子很光荣，很正当，很值得鼓励”的氛围，政府也需要出台具体的政策去支持，比如延长父亲的陪产假，增加父母的育儿假。

对于个体来说，女性在走进婚姻、决定生孩子前，也可以先考察一下配偶有没有承担育儿职责的能力，看看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如何，平时能否体察他人的需求，观察他和原生家庭如何互动，以及他的父母谁做家务，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是怎样的。

确定生小孩前，最好把能讨论的问题都讨论一遍，比如育儿成本能否承受？居住环境是否满足需求？育儿事务如何分配？是请家中长辈来照顾，还是请育儿嫂？未来要不要买学区房？

全职妈妈顾佳。（图/《三十而已》）

以沈洋老师自己的经历为例，怀孕前，她已经和丈夫协商好未来的家庭和育儿安排——生孩子后，丈夫负责买菜、安排菜式、水电煤账单，沈洋负责孩子的日常购物和开销。家务基本外包给住家阿姨，阿姨的工资夫妻俩各付一半。目前双方都比较满意这样的分配，工作也处于正常开展的状态。

这几年做研究的过程，也是疗愈自己的过程。在这些受访对象的故事里，我们经常能看到自己，看到彼此的困境，交流解决方法，常常让我们感觉自己不是孤军奋战。

《新生育时代》

沈洋 蒋莱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虽然婚姻推迟和生育推迟是全球范围的趋势，但绝大多数女性的一生中还是少不了生儿育女这一部分，尤其是中国目前还是普婚普育的社会，女性终身无孩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。

生育对于女性来说，是人生最大的转变，需要慎重对待。女性之间传递经验、彼此支持格外重要。